（一）监察对象全覆盖：细化101项职务犯罪罪名，扎紧制度笼子

《条例》在《监察法》规定的六类监察对象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具体情形，确保“监察全覆盖”无死角。如《条例》第四十条至第四十六条规定明确了公职人员外延，包括公务员及参考管理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等等，《条例》第二十九条至第三十四条规定详细列举了贪污贿赂类、滥用职权类、玩忽职守类、徇私舞弊类101项职务犯罪罪名，这101项罪名既是监察机关的调查清单，也是公职人员的“负面行为清单”，警示领导干部依法用权、廉洁用权。  

（二）调查措施规范化：18项监察措施全流程监管 

《条例》在原有的谈话、询问、讯问、留置等14项调查措施基础上，新增了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调查实验4项调查措施，并对该18项调查措施的适用条件、审批程序、执行要求等作出详细规定，确保措施使用合法合规。如《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至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优化了留置措施，由原先的一般不超过3个月，可延长一次（最长3个月）调整为一般不超过3个月，可延长一次（最长3个月）、对可能判处10年以上刑罚的，可再延长2个月、发现新罪行的，经批准可重新计算留置期限（限1次）；《条例》第三百零四条至第三百零七条规定新增了“禁闭”措施，适用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的监察人员，防止其干扰调查，期限不超过7日；《条例》第一百八十三条至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则对技术调查进行了严格限制，设区的市级以下监察机关在初核阶段不得采取技术调查措施，必须立案后经审批方可实施。上述规定既强化调查手段，又防止权力滥用，确保监察措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三）证据规则体系化：非法证据排除，强化客观证据

《条例》首次系统构建监察证据规则，明确了包括物证、书证、电子数据等8类证据种类；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予排除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要求原始存储介质优先扣押，无法扣押的需全程录像的电子数据取证规范等等，推动监察调查从“口供依赖”向“客观证据优先”转变，提高案件质量。

（四）程序衔接精细化：7环节闭环管理

《条例》将监察程序分解为线索处置、初步核实、立案、调查、审理、处置、移送审查起诉7个环节，并明确各环节的时限、审批权限及衔接机制。如立案前初核要求一般不得接触被核查人，确需谈话的需报批；审理阶段复核，事实不清的可退回补充调查，证据不足的可撤销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则需形成《起诉意见书》，并随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等，形成了“调查—审理—处置”闭环，确保每起案件经得起法律检验。  

（五）权利保障实质化：强化被调查人合法权益

《条例》在强化监察权的同时，注重保障被调查人权利：如制定了被调查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申请复审、复核的申诉复核机制；留置期间需提供饮食、医疗及必要休息时间的保障措施；对于律师的介入空间，虽未明确律师介入，但却规定“不得阻碍辩解权”，平衡监察效率与公平，体现法治文明。

（六）监督制约刚性化：内部+外部双重监督

在内部监督环节，要求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全程监管，并实行“一案双查”，错案终身追责制；在外部监督环节，要求接受人大监督及引入了特约监察员制度， 确保“监察权受约束”，防止“灯下黑”。